这篇是《科技慢半拍》EP67：AI乐观派（上）和 EP68：AI乐观派（下）的文字稿整理版，把节目里来不及展开的人物背景、文章论点和批判视角一并补齐。

前言

之前我们讨论了对 AI 持不同意见的人。“反对派”这个词可能用得过于宽泛，他们只是对 AI 发展持谨慎态度。其中，以 Eliezer Yudkowsky（埃利泽·尤德科夫斯基）为代表的末日论者观点略显极端。而 Emily M. Bender（艾米丽·本德）、杰夫·辛顿和杨立昆等学术界人士则保持了理性和清醒，没有盲目追随 OpenAI 的潮流。诺贝尔奖得主阿西莫格鲁提醒我们关注 AI 发展方向，Arvind Narayanan 警惕 AI 滥用，Timnit Gebru 则关注大公司垄断问题。这些警示者的观点多反映了美国传统左翼政府的意识形态，强调民主、人权和反垄断。

今天，让我们来深入探讨那些与他们对立、对 AI 发展持乐观态度的人。您可能会问，大多数人不是都对 AI 发展持乐观态度吗？但与我们文中要讨论的人相比，大多数人的态度只能算是谨慎乐观。这些真正的乐观主义者可以分为几类：

传统技术乐观派：相信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不仅仅是创作诗歌、绘画，而是经济和社会问题；
技术乌托邦主义者：认为 AI 等技术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构建一个全新的世界；
超人类主义者：相信技术能突破人类自身的限制，赋予我们超人般的能力；
有效加速主义者（e/acc）：关注如何更快、更有效地实现这些目标；

技术乐观主义

传统上硅谷大多数人都是技术乐观派，只是在人工智能这个重大技术议题上，人们才出现了分歧。我们通常把那些对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持有美好愿景和展望的人，统称为科技乐观主义者。

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

第一位技术乐观主义者就是 OpenAI 的实际掌控人萨姆·奥特曼。他 1985 年出生，是一名犹太人，在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本科就退学了。

如今，奥特曼更像是一名激进的商人和投资家，因此很难判断他对 AI 的乐观态度是真实的还是为了商业目的而营造的。例如，在 2023 年 5 月的多伦多会议上，他表示：“我们已经失去了对未来的集体乐观情绪。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恢复这种乐观情绪。我知道恢复这种乐观情绪的唯一方法就是利用技术创造丰富。“

《智能时代》（The Intelligence Age）

2024 年 9 月，奥特曼发表了《智能时代》，充分展现了他对 AI 的乐观态度。核心观点包括：

超级智能将在几千天内到来：这是他对时间维度的一贯自信。
社会本身就是高级智能的一种形式：人工智能作为工具，将协助人类攻克难题，推动各领域进步。
技术基础是深度学习：“深度学习行之有效，可预见地随规模扩大而变得更好，我们为其投入了越来越多的资源。”
最大化 AI 的好处，同时降低危害：AI 可能改变劳动力市场，但人类总能找到创新和互助的新方式。

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点灯人”：“如果一个点灯人能看到今天的世界，他会觉得周围的繁荣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我们能从今天快进一百年，我们周围的繁荣将同样令人难以置信。“

《万物摩尔定律》（Moore’s Law for Everything）

早在 2021 年，奥特曼就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他宏大的、近乎技术乌托邦式的构想。

他认为除农业、工业和计算三大技术革命外，AI 革命将成为第四次技术革命。他的核心逻辑是：财富增长有两种途径——增加收入或降低商品价格。AI 能降低商品和服务成本，因为劳动力是供应链多个环节的主要成本。

主要后果有三个：一是 AI 将创造惊人财富，多种劳动力成本降至接近零；二是世界将经历如此迅速和剧烈的变化，需要同样剧烈的政策变革来分配财富；三是如果能实现这两点，我们就能大幅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奥特曼还提出了一个大胆建议：对资本而非劳动力征税，并将这些税收直接分配给公民。让每个人都成为整个社会的股权所有者，直接受益。所有 18 岁以上的公民都将获得年度分配，以现金和公司股票的形式存入账户。这相当于个人作为整个社会的股东参与社会分红——他把 Scaling Law 和社会主义结合了。

背后的逻辑依然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匹配。

本·格策尔（Ben Goertzel）

许多人动不动就把 AGI 挂在嘴边，但大多数人并不真正理解 AGI 的含义。AGI 这个词的流行与格策尔密切相关。

虽然他不是这个词的首创者，但在 2002 年左右，格策尔与 Shane Legg 和 Peter Voss 一起重新引入了这个词，并合著了《通用人工智能》（2005 年出版），主要目的是区分他们心中的 AI 与当时社会大众所理解的狭义 AI。真正让 AGI 广为人知的是山姆·奥特曼的反复引用。

格策尔是一位跨学科科学家、企业家和作家。他出生于巴西，父母是美国人，在香港生活多年后迁至西雅图附近。如今他以留着长发、经常戴着豹纹牛仔帽四处演讲的形象为人所知。他曾是 SingularityNET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也是 Hanson Robotics 公司（美女机器人 Sophia 的缔造者）的首席科学家，目前还担任 Humanity+ 的主席。

在 2023 年里约网络峰会上，格策尔公开反对遏制 AI 研究的努力，断言我们距离实现 AGI 仅有几年时间。他对未来的愿景包括人类与机器的融合，以及人类思维上传、太空殖民等。在他看来，AGI 将成为”远远超出我们当前理解和想象能力的科学’未来魔法’”。

一个有趣的细节：尽管 OpenAI 经常利用 AGI 概念来宣传大语言模型，格策尔在采访中却指出——大语言模型（LLM）只是 AGI 的组成部分，甚至可能不是通往 AGI 的必经之路。

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

风投基金 a16z 的联合创始人马克·安德森是网景公司的创始人，被视为技术乐观主义的代表人物。

《为什么 AI 将拯救世界》（Why AI Will Save the World）

2023 年 6 月，安德森发表了这篇文章，逐一反驳了反对者提出的五大 AI 风险：

#1 AI 会杀死我们所有人吗？
AI 不是经过进化的生物体，而是由人类创造和控制的数学、代码和计算机系统。他质疑反对者立场的科学性，并指出：许多”AI 安全专家”出于职业需要不得不持此观点，这些观点类似于加州某些邪教的言论。

#2 AI 会毁掉我们的社会吗？
他质疑”AI 对齐”的概念，指出难以定义统一的人类价值观。他将这种担忧比作早期互联网时代对社交媒体的限制和审查，认为这种控制言论的想法是傲慢的。

#3 AI 会取代我们所有的工作吗？
安德森引用”劳动力谬误”的概念。这个概念由经济学家戴维·弗雷德里克·施洛斯（David Frederick Schloss）于 1891 年首次提出，指技术进步、移民或自动化会导致失业率上升是一种谬误——因为经济中的就业机会数量并不是固定的，技术进步反而会创造新需求和新产业。

#4 AI 会导致严重的不平等吗？
安德森认为，技术所有者出于自身利益会将技术推广到更广泛的市场。真正的不平等来源于那些阻碍 AI 应用的经济部门（住房、教育、医疗等），而不是 AI 本身。“真正的风险，并不是 AI 会造成不平等，而是我们不会允许使用 AI 来减少不平等。”

#5 AI 会被坏人利用吗？
安德森承认任何技术都可能被滥用，但我们已有法律来惩治犯罪行为。解决方案是：执法部门也应该利用 AI 来对抗犯罪，并将 AI 应用于网络防御、生物防御和国家安全等领域。

浸信会教徒与私酒贩子

文章中最有记忆点的，是安德森引入的”浸信会教徒与私酒贩子”这个经济学比喻（来自经济学家布鲁斯·亚特 Bruce Yandle）：

浸信会教徒（Baptists）：基于道德和伦理理由支持某种法规的人，动机”高尚”但天真；
私酒贩子（Bootleggers）：出于经济利益支持同一法规的人，动机不道德但精于算计。

禁酒令期间，道德高尚的浸信会教徒和私酒贩子都支持禁酒，但结果是私酒贩子得到了他们想要的——黑市垄断。安德森认为，今天的 AI 监管讨论也有类似的结构：一批真诚的技术伦理学家，和一批利用监管来保护自己市场地位的既有大玩家。

这个比喻也折射出他的政治立场转变：2024 年 7 月，安德森宣布支持特朗普竞选。这在传统上支持民主党的硅谷是相当异类的举动，体现了部分硅谷人士从左翼向右翼的政治风向转移。

《科技乐观主义者宣言》（The Techno-Optimist Manifesto）

同年 10 月，安德森发表了这篇宣言，直接向世界宣告核心信念：

谎言：技术剥夺工作、压低工资、加剧不平等……
真相：我们的文明建立在技术之上。停滞意味着死亡。
技术：增长只有三个源泉：人口、自然资源和技术。前两者有限，唯有技术是永恒的增长动力。
敌人：不是坏人，而是坏想法。停滞、反卓越、官僚主义、监管俘获、垄断——以及象牙塔里自诩无所不知的专家世界观。

安德森总结了三类技术乐观主义者：纯粹技术乐观主义者（相信技术进步能解决一切）、市场乐观主义者（技术将带来价格下降和财富创造）、制度乐观主义者（技术乌托邦主义者）。而最后一类，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

技术乌托邦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随着互联网（当时被称为”信息高速公路”）的兴起，各种资本主义技术乌托邦主义开始兴起。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对开放互联网成为一种准自动民主化力量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互联网将为无声者提供声音，为无权者赋予力量。

技术乌托邦主义的核心观点是：社会和组织可以被设计成不断完善的机器，整个社会缺乏有技术引领的理性进步，社会领导应该由技术官僚和知识精英承担。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很容易和比特币、区块链、Web3 的热衷者走到一起——这些人都希望用技术重构原有的社会秩序。

尼克·波斯特洛姆（Nick Bostrom）

波斯特洛姆的上一本书预言人类在 100 年内有六分之一的可能性灭绝。而 2024 年出版的《深层乌托邦：已解决世界中的生命和意义》（Deep Utopia: Life and Meaning in a Solved World）探讨了截然不同的前景：如果人工智能发展得非常好，会发生什么？

他提出两种情景：一种是技术进步到能以接近零成本完成所有具有经济价值的工作；另一种更激进的情况是，即使是养育子女这样的任务，人工智能也可能做得更好。

波斯特洛姆还推测，如果人类殖民宇宙并创造行星大小的计算机来运行数字人居住的虚拟现实世界，未来的后人类人口可能会达到惊人的规模。他估计，仅在处女座超星系团中就可能有 10^38 个数字人，在可观测宇宙中至少有 10^58 个。

然而，他也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在物质完全丰裕、一切需求都能被满足之后，人类如何寻找意义？ 他的回答是：需要保留”足够的挑战”，意义来自有限性，而不是无限的供给。

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

Sun 公司的早期联合创始人，如今是身价 72 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家。他在 2023 年底的 TED 演讲中提出了 12 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科技预测：

免费的专家服务：每个人都能获得全天候的免费医生和老师；
免费的劳动力：十亿台机器人将完成比现今人类更多的工作；
无处不在的计算机：人人都能用自然语言编程，计算机将成为如水电煤般的基础设施；
娱乐和设计业大爆发：人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智能体 Agent 普及：数十亿智能体日常活跃于互联网；
医疗水平大幅提升：AI 提供个性化药物和疾病预防；
新型食物和肥料：更优质的蛋白质和更环保的肥料；
无车城市：负担得起的无人驾驶公共交通取代传统交通；
超快速飞行：纽约到伦敦仅需 1.5 小时；
清洁能源革命：可控核聚变成为新的绿色能源；
资源开发新突破：驳斥资源枯竭论；
碳排放问题解决：以更少资源消耗制造更多产品。

他认为，当今 80 亿人口中，仅 8 亿人享有富裕生活。若所有人都追求这种生活方式，按传统方式将耗尽地球资源。然而，科技发展和 AI 创新可能使这一愿景成为现实。

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

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也简写为 H+），是一场国际性的科技文化运动。它主张使用理性和科技来改进人类——从基因改造以提高智力和延长寿命，到利用生物工程和机械植入物增强身体能力。超人类主义者的目标，是在技术的帮助下超越人类自身的生物限制。

马克思·莫尔（Max More）

英国哲学家马克思·莫尔是第一个给予超人类主义完整定义的人。2011 年，他成为人体冷冻技术公司 Alcor 的 CEO——他本人已签约在死后冷冻大脑，等待未来的技术能够将其”复活”。

莫尔设想的人类演化路径是：古猿 → 直立人 → 智人（现代人）→ 超人类（Transhuman）→ 后人类（Posthuman）。

1998 年，世界超人类主义协会（WTA）成立，由博斯特罗姆和大卫·皮尔斯（David Pearce）共同创立。皮尔斯将超人类主义描述为”天堂工程”，旨在彻底消除智人的痛苦。后来 WTA 演变为 Humanity+ 组织，成员包括本·格策尔、马克思·莫尔等人。

《超人类主义宣言》（The Transhumanist Declaration）

这份宣言阐述了超人类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和目标，包括八条内容：

人类文明的发展深受未来科技进步的影响，我们期望进一步扩展人类潜能；
我们坚信人类潜能尚未被充分开发；
我们也深刻意识到，新兴科技的不当使用会带来巨大风险；
学术研究应致力于理解这些前景，降低风险并更有效地应用科技；
应将降低存在风险、开发保护生命和健康的手段作为当务之急；
决策制定应以尽职尽责和包容的道德观为指引，尊重自主权和个人权利；
超人类主义将极大促进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个性化；
超人类主义是理性、科学和进步的思想，能带来更美好的未来。

从实践角度来看，2016 年埃隆·马斯克创立了 Neuralink 脑机接口公司，探索人脑与机器的交互。马斯克认为，如果人类不主动与机器融合，就可能变得无足轻重。

奇点主义者（Singularitarianism）

与超人类主义者相似，一些技术乐观主义者演变成了奇点主义者。奇点主义者认为，在某个时刻，机器智能将超越人类智能，触发一系列巨大的技术突破，可能彻底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

代表人物是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奇点大学创始人兼校长。他最著名的著作是 2005 年的《奇点临近：当人类超越生物学》，以及 2024 年出版的续集《奇点临近：当我们与 AI 融合时》。

他认为，“人机融合”加上机器智能的爆发性增长、基因研究的快速创新和纳米技术的发展，“将使我们超越脆弱的身体及其局限。正如我们所知，疾病将被根除。“他的具体预言：2029 年 AI 达到人类智力水平，2045 年技术奇点到来。

e/acc：有效加速主义

刘慈欣的《三体》小说中提出了一个概念：技术爆炸。现代科技仅在 300 年内呈现爆发式发展——在宇宙尺度下，这 300 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

近期，硅谷兴起了一种新思潮，称为 e/acc（有效加速主义，Effective Accelerationism）。有趣的是，“e/acc”最初纯粹是一个玩笑——模仿”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简称 EA）的造词，最早源于两名硅谷程序员在 X space 上的闲聊。随后，马克·安德森和 YC 孵化器 CEO 加里·谭（Garry Tan）等大佬在账号简介中加上了”e/acc”，引发了跟风效应。

e/acc 是一种融合生物、物理、经济和社会理论的哲学思想，强调适应性、进化、智能和加速是宇宙中普遍存在的原则。然而，e/acc 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自称为 e/acc 的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各不相同。

纪尧姆·韦东（Guillaume Verdon）

在 e/acc 社区中，纪尧姆·韦东（Guillaume Verdon）是最著名的人物。作为 Extropic AI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在 X 上以”Beff Jezos”（@BasedBeff）的化名活跃——带着一份刻意的神秘感。后来被 TechCrunch 曝光真实身份，但反而成了旗帜。

2022 年 7 月，韦东在网上发布了关于 e/acc 原则的讨论。主要观点：

e/acc 类比热力学熵增定律：宇宙复杂度不可逆增长，人类社会的技术智能程度也应加速发展；
e/acc 指技术与资本之间的正反馈螺旋：资本推动技术进步，技术反过来创造更多资本；
AI 技术发展势不可挡，应鼓励更多人参与，支持开源和加速，而非限制或延缓；
目前政府等公共部门无法有效管理 AI，因此应放手让 AI 加速发展，使 AI 系统自我进化至相互制衡状态；

e/acc 与传统加速主义、超人类主义都有区别。传统加速主义来自左派，主张通过推动资本主义矛盾激化来推翻它。e/acc 接近右派加速主义，追求科技进步，主张通过技术和市场力量解决社会问题。超人类主义者追求人类自身的增强和永生，而 e/acc 对碳基生物并无特别崇拜，更像是一种后人文主义——为了将意识/智慧之光传播至恒星，也可以转换为硅基生命。

维塔利克·布特林的 d/acc

以太坊创始人维塔利克·布特林（Vitalik Buterin）于 2023 年底提出了 d/acc。在这个缩写中，“acc”仍然代表加速主义，“d”则有多重含义：防御性（defensive）、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民主化（democratic）、差异化（differential）。

维塔利克承认：技术的彻底变革将带来更加光明的未来，延缓技术是错误的。但他强调，重要的不仅是技术进步的规模，还有技术发展的方向。世界在某些技术领域发展过快，而在其他领域却进展缓慢。

他将技术对世界的宏观影响视为防御与进攻的平衡框架。某些技术使攻击他人变得更容易，另一些技术则增强了防御能力，甚至无需依赖中心化的主体就能实现自我保护。

在他看来，网络安全、零知识证明、隐私保护、区块链与密码学等技术是 d/acc 原则下的最佳范例——它们让用户在不损害隐私的情况下验证业务处理的可信度，无需依赖中央控制点就能保护自身安全。

他反对由单一全球性垄断组织或少数大公司主导 AI 发展，倾向于采用类似多神论的方式来研究人工智能（polytheistic AI）——确保全球有众多个人和公司参与各种 AI 的开发，以防止某一 AI 系统远超其他系统。

维塔利克始终坚持他在区块链领域的核心理念：去中心化，主张技术的去中心化以及控制权的去中心化。

批判性总结

技术乐观主义者的思想源于两个方面：一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反文化运动，追求个人自由、自治和去中心化；二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崇尚自由经济和技术创新。硅谷的科技精英将这两种思想融合，形成了”新左翼”与”新右翼”思想的独特结合——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科技领袖最终从支持民主党转向支持特朗普。

从批评者的角度来看，技术乐观主义者在以下四个方面存在质疑：

一、技术发展并不总是有益。
技术进步可能产生”回弹效应”——提高了效率，却可能导致资源消耗增加。提高汽车燃油效率的新技术可能促使人们更频繁地开车，反而增加了社会总能耗。就像当今 AI 带来的隐私问题、假新闻泛滥和 Deepfake 等问题一样，技术并非纯然无害。

二、技术不是唯一的发展因素。
技术乐观者多受自由意志主义影响，过分强调个体自由和反对政府干预。由于技术发展往往以盈利为目的，这容易忽视社会正义、平等和公共责任。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和经济体系，而非缺乏先进技术。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根本上调整制度体系、经济结构和文化价值观，而不仅仅依赖技术发展来自动修复。

三、新技术可能加剧不平等，而非减少它。
少数技术精英和企业巨头掌控尖端技术，在全球化进程中加剧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技术、文化和经济上的差距。这些技术乐观者多自视为社会精英，却往往忽视了技术对弱势群体的影响。

四、反垄断与集中化的悖论。
技术乐观者在理论上支持技术分散、开源和反垄断政策，但这恰恰成为他们难以回避的悖论——发展技术需要不断集中资本、人才和各类资源，头部企业为了获取回报，又不得不通过技术壁垒和垄断来盈利。结果是少数几家大型科技公司主导整个数字经济，形成新的权力集中和垄断局面。

硅谷企业家的乐观与激进，与学术界的悲观与保守形成鲜明对比，犹如天平的两端。他们构成人群思维导向的第一层砝码，产业界的广大从业者根据这些思维领导者的方向下注，最终导致大众思潮的涌动，思想的天平也常常是这样才被打破平衡的——而最后压倒天平的，还要回到政府决策上来。

AI乐观派｜那些技术乌托邦、超人类和加速主义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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